回到清华大学后，我带领同事和学生们辛勤耕耘，在信息光电子技术领域若干世界前沿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国内外发表了学术论文100多篇，获专利10余项。先后有11项研究成果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参观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后也情不自禁地说道：“清华大学的光电子技术研究工作是世界水平的！”

　　我讲授过《量子电子学》、《激光原理》和《激光技术应用》等课程。并从1985年起就开始在《量子电子学》课程中用一半的学时举行《量子电子学学科前沿》课堂讨论。由同学们独立选题，独立查阅文献并上讲台讲演，开展讨论，启发同学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和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我1980年主编出版的《激光原理》教材在2000年出了第四版，一直用到现在。该书于1987年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优秀教材奖。

　　在我的科研教育生涯中，1979——1987年确实是一段晚到的丰收时期。然而，1987年我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光电子器件与集成技术主题”专家组组长，这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从自己搞科学研究转为组织全国几百位科技工作者集体攻关，这无疑使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科技部把战略目标的确定和计划的实施和管理的责任都交给了专家组。“国家863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要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们的主题主要是搞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国际上竞争非常激烈，需要的投资非常大，对人才和工艺的要求也很高。如果国家投了很多资金，搞出的成果没有竞争力或形不成生产力，那就很难向国家“交帐”。历史把我这样一介书生推上了这样一个位置，迫使我从新学习，努力学做一个合格的科技组织管理人才。

　　在新的重任面前，我感受到三种新的压力：一是要不辜负国家的希望和大量投入，一定要使我国光电子技术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二是要把取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三是要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技接班人才。我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度过了九年(1987-1996)“863计划”主题专家组长的生涯。我自认这九年是我一生中对国家做出贡献最多的九年，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九年。我体会到：一个人的生活中是需要有一种基于强烈事业心的压力的。压力使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压力使我们奋进，全身心地投入肩负的工作。今天，我们可以自慰地说：我们基本上没有辜负国家的希望，中国的光电子技术和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6年，我又被组织选择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参加基础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

　　努力做“伯乐”是我现在的选择

　　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我深深感激那些发现和培育了我的“伯乐”们。我深知当“伯乐”很不容易，但争取当“伯乐”却成了我现在的主要愿望。4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几百名学士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我总是乐意为大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光电子技术的科普报告，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我为培养祖国光电子技术事业的接班人倾注了满腔的热诚并为此感到骄傲。学生毕业时，我常常在他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愿你为祖国光电子技术事业奋斗一生”的题辞。每当我谈起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总愿意说：“其实我个人的能力很有限，是祖国给了我培养深造和施展才干的机会。是团结战斗的集体作我有力的后盾。我的每一点成绩都包含着老师们和集体的心血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