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未满24岁的我被派往前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作“进修教师”，学习微波技术。半年之后，美国科学家梅曼发明了世界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发明的深远意义，决心抓住这一机遇并果断地将研究方向改为激光。我因而参加了苏联第一批红宝石激光器研制。两年后，我回到清华大学，立即组建了激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激光这一崭新的技术。现在回头去看，当时抓住机遇改变研究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其实微波和激光在原理上是相通的，有清华三年的基础课知识，转起方向来很容易，改行并不困难。但改行却使我站到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前沿。

　　当我们的研究工作刚开始起步时，“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我在困难的情况下，带着一个科研小分队，几次到江苏的工厂坚持搞科研和生产。别人搞武斗时，我们奔赴常州、无锡的工厂，与工人师傅、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先后研制成了“机载激光测高仪”和“激光炮兵测距仪”等产品，为我国国防现代化、激光技术产业化做出了贡献。后来，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这些成果获了奖。

　　1970年，我们从无锡工厂返校不久，又随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当时的校址还是一片农田。我们一边参加建校劳动，一边仍努力建设激光教研组。在生活艰苦、交通闭塞、信息不灵、资料贫乏的情况下，我带领大家四出争取科研任务，日以继夜地进行固体、气体激光器、激光测距仪及激光陀螺的研究。我还组织大家把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帮助成都的工厂建成了气体激光生产线。

　　1979年，我们从绵阳分校迁回了北京。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而我们的研究工作却远落在世界的后面了。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我们看到，电子技术与光子技术的结合和交叉是当时信息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这种交叉有可能兴起一个新的信息光电子产业。于是我们果断地提出将教研组的研究方向转向信息光电子学这一新领域。虽然这种转向意味着要丢掉原有的科研基础和积累，但我们仍然决心从新开始攀登新的高峰。这个想法得到了教研组同事们和系的支持。二十多年来信息光电子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也使我们更加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到学科交叉中去找方向，求创新，开拓新领域和新产业。

　　1983年，我再次受学校派遣，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硅谷，我看到了国外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缺少创新和创业的意识和环境。同时，我也对某些外国人对中国学者或多或少的轻视感到不快，决心搞出点新东西，为中国人争气。我虽然年近半百，仍然带着两个20多岁的研究生努力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半里，拿出了2项首创性成果，其中“半导体激光泵浦钇铝柘榴石激光器”开创了固体激光器的一个新领域，成为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线宽最窄、频率最稳定的固体激光器。外国人另眼相看了，斯坦福大学将我聘为据说是第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访问教授并有意请我多留一些时间。但是，丰厚的年薪没有拴住我的心，我当时有一个信念：“我的事业在中国！”，并于1984年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