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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玻璃打一辈子交道的院士——干福熹

  如果当初不退下来,又会怎样?干福熹说,领导位子上呆久了,难免会失去冷静的科学头脑,用行政手段推行自己的学术观点,压制年轻人。“与其犯这些错误,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研究,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这么一算,我是‘赚’到了!”干福熹如孩子般嘿嘿一笑。

  不爱耀眼,但求有用

  干福熹的办公室里,到处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工艺品。论纯度、论切割工艺,它们远比不上价值不菲的钻石,但在他眼里,这些玻璃堪称“无价之宝”,因为它们是我国光学材料发展的“功臣”。“比起人见人爱的钻石,我更中意玻璃这种材料,不仅因为它们见证了我六十年的科研之路,更重要的是,它们自身很朴实,却又很有用。”干福熹一直这么说。

  一如玻璃没有耀眼的光芒,干福熹自己同样也不喜欢“名号”、“光环”一类的东西。继1984年辞去行政职务以来,不断有人请他“出山”,担任大学校长、科协主席,都被婉谢;70岁那年,他又向院里明确,所有重大项目不要以他为第一完成人;75岁那年,他更是拒绝在一切光学领域的科研计划中出现自己名字。他觉得这样是最“不累”的活法,“名利之外,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干福熹总是给自己安排了很多事情。2003年,年届古稀的他,在照顾老伴之余,决定进军一个全新领域——科技考古,用先进的仪器和技术手段,为考古界传统的“靠眼观手摸”助一臂之力。

  这次“文理跨界”的缘起,还是因为他对玻璃的热爱。研究了一辈子玻璃,他一直很想了解玻璃的“前世今生”,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真的是通过丝绸之路自西方传入?我们的玻璃成分,和西方的有何不同?经过仔细的史料翻阅和他拿手的成分分析,干福熹以“新手”身份在考古界提出了玻璃“自创说”,即我国古代玻璃技术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期,化学成分与西方玻璃也有较大差异。

  近年来,他又开始研究玉器,还积极推动中科院与国家文物局建立联盟,共同加强对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看来,中华文明史上的不解之谜还有许多,文理各科的人才打破学科分割共同参与,是大势所趋。

  无论从事什么研究,干福熹始终关心是否对国家有用、对学科发展有用。最近他正在华东医院养病,同时专心写回忆录。“我想把六十年的研究经历原原本本写下来,倒说不定对年轻一辈还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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