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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光学材料专家干福熹:30年无悔科研人生

导读: 干福熹,光学和材料学科学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国激光材料的开拓者,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发展新型光学玻璃和建立我国光学玻璃研究、开发和生产基地中做出重要的贡献。

  受徐瑾启发,干福熹报考浙江大学,并在20多名报考者仅录取一名的情况下,考上了浙大化工系。要知道,在解放初期,像徐瑾老师那样,不引导学生参军,而是动员学生去上大学,是要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的。

  1952年,干福熹提前一年大学毕业,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分配到设在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1957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遇到又一位恩师:中国光学界的老前辈龚祖同先生。

  龚祖同曾留学德国,认为光学玻璃光学仪器的基础,而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当时在国际上是保密的,所以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拨专款在中科院仪器馆建立中国光学玻璃研制基地,在龚祖同的指导下,干福熹这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和一些有熔制一般玻璃经验的工人师傅一起,下到工厂,从维修煤气炉、建立玻璃熔炉、铺设煤气管和油管做起,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干福熹说:“龚祖同把研制光学玻璃看成自己的生命,他的敬业精神使我受到潜移默化的深刻教育,建立起"为了祖国的需要,干什么学什么"的决心。 ”

  1956年,中科院选拔一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到苏联科学院学习和工作,干福熹临时突击两个月的俄文,前往苏联科学院硅酸盐化学所,师从苏联功勋科学家A·阿本教授。在阿本教授的指导下,干福熹从事玻璃结构和性质的基础研究,进入材料科学的研究领域。三年学习期间,他在苏联期刊上发表了5篇文章,获得化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

  这几位恩师的共同点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治学严谨,以教学和科研为己任,都能抛开学术之外的其他因素,为干福熹的科研生涯提供了“纯粹”的榜样。他喜欢自称书生,“一个书呆子”,并且也在日后的科研道路上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辞官做科研30年无悔

  [谈选择]

  我最重要的选择就是1982年辞官,而且决定以后再也不当官……当年我给自己的承诺是:多点精力做科研,多写几部专著,多培养几个学生。到今年整整30年了,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记:干院士,您说您的口述自传书名叫做“我对我的追求和选择无怨无悔”,请问,您认为迄今为止,自己做过的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

  干:现在回想起来,我做过的最重要的选择就是1982年辞官,而且决定以后再也不当官。如果当年没下这个决心,我不会到耄耋之年,还能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当年辞官的时候,我给自己的承诺是:多点精力做科研,多写几部专著,多培养几个学生。到今年整整30年了,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出版的书受到认可、培养了一百多个博士生,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做,这是我自己选的,我对这个选择无怨无悔。我一直说,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要跟他骨子里的向往在同一个方向上,不能背道而驰,才会有幸福可言。我认为我自己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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