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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光学材料专家干福熹:30年无悔科研人生

导读: 干福熹,光学和材料学科学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国激光材料的开拓者,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发展新型光学玻璃和建立我国光学玻璃研究、开发和生产基地中做出重要的贡献。

  邓佩珍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与干福熹相识于长春的光学玻璃车间。 “在长春光机所,我们都是做光学玻璃的,到了上海之后,她觉得我们两个总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有些工作不好展开,所以转行去做激光晶体,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就是一个纯粹的、只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到死也没担任过任何官职。我们家开过专门的家庭会议,都劝她不要这么拼命工作,但她不肯,她的心愿就是全心扑在研究工作上。 ”

  为了科研工作,干福熹和邓佩珍夫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长春研究光学玻璃时,邓佩珍因工作需要,频繁接触X射线,他们的两个女儿先后都在不到一周岁时夭折,带给夫妻俩深深的痛苦。直到1968年,他们才在上海有了第一个儿子。“为了能够深入研究激光晶体,邓佩珍下决心在上海建立了X射线衍射结果分析实验室。这时候,虽然已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也加强了辐射防护,但因为有先前的经历,邓佩珍担心射线会对实验室人员有什么预料不到的影响,所以她坚持不让女同志和没有孩子的男同志参加。在这方面,我是非常佩服她的。 ”

  2007年9月,邓佩珍辞世。干福熹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她突然就走了,她的去世,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地震。她走后半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那时还没能从失去她的震荡中走出来,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感受。直到最近这两年,我才经常出去走动一下。 ”

  痛批鉴宝节目“蒙蔽多少观众! ”

  他力倡科技考古,成功无损分析良渚文化玉器

  干福熹对古代玻璃的兴趣由来已久,他正在大力呼吁、并连同其他专家一起上书政府有关部门提倡“科技考古”,这源于近年来的两大考古事件。一个是鉴宝节目的流行,“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中国考古学教授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就说,几个评审顶着考古专家的头衔,把人家拿来的东西看一看,现场就说是真的假的、值多少钱,这种做法跟现代考古学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文物界的一个行规就是鉴者不出价,鉴定者和出价者分属两个行业。这种鉴宝节目,行家是不要看的,但居然有那么高的收视率,蒙蔽了多少观众! ”

  另一事件则是最近发生的,几位知名的文物鉴定专家隔着玻璃窗看一件“金缕玉衣”,判定是西汉真品,估价24亿元,后来发现是当前做的。 “这怎么可以呢?文物鉴定、考古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我知道国家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我也说过,中国是文化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虽然到了耄耋之年,但像我这样,既对考古有兴趣,又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人还不多,所以在我还能叫一叫的时候,我就叫一叫。 ”

  干福熹所提倡的科技考古,区别于过去传统的考古靠眼观、手摸的方式。 “我的基本认知是,首先,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之下,考古不能单凭脑子里的经验,而是要数字化,建立数据库。其次,必须承认的是,现代科学手段的精确性、准确度,还远远达不到对文物进行鉴定的所有要求,所以做自然科学的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以玉器为例,天然玉石本身的质地和形成年代是可以通过已有的科技手段鉴别的,但作为文物的玉器一般都是经过加工的,对加工年代的鉴定,就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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