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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玻璃打一辈子交道的院士——干福熹

导读: 在中科院院士干福熹眼中,只有实用价值的玻璃,恰恰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而紧密的联系。从1952年起,干福熹开始研究光学玻璃,转眼已近六十年,人们经常尊称他为“和玻璃打一辈子交道的院士”。

  【院士名片】干福熹,1933年生,浙江杭州人,光学和材料学科学家,是我国激光技术和光存储技术的开拓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玻璃,作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材料,没有钻石般玲珑剔透的晶体结构,实在是朴素之极。但在中科院院士干福熹眼中,只有实用价值的玻璃,恰恰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而紧密的联系。从1952年起,干福熹开始研究光学玻璃,转眼已近六十年,人们经常尊称他为“和玻璃打一辈子交道的院士”,而他的人生也像他研究的对象一样——朴质无华,无可替代。

  祖国需要的,就是有用的

  1952年,干福熹和同学们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者,提前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来到新中国现代光学研究的摇篮——位于长春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参加光学玻璃研制基地的建设。光学玻璃作为一种多组分的无机物,人们长期以来无法摸清其组分和性质之间的关系,很难造出具有特定性质的玻璃。弄清光学玻璃的成分和制造工艺,不仅是研制光学仪器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体现。

  彼时的仪器馆一片空白,年轻的干福熹不知从何下手,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中国光学界老前辈龚祖同先生。龚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赴德国学习光学,竭力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工业基础,但解放前四处奔波,苦于得不到支持。新成立的仪器馆对于龚先生来说,是一偿夙愿的绝佳机会。

  跟着龚先生,干福熹从维修煤气炉、铺设煤气管和油管做起。他俩一起睡在车间的熔炉边,在高温炙烤下昼夜不停地监视试验情况,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他用一个多月速成俄语,大量收集和翻译外国资料;跨越整个中国,远赴昆明设计和建立中国第一个光学玻璃生产车间,同时又到吉林大学学习结晶学等基础理论知识。

  在念大学之前,干福熹想像中的“报效祖国”,是风风光光的参军、轰轰烈烈的土改。在仪器所的工作让他渐渐懂得,将祖国需要和自身特长相结合,才是最有用的工作、最好的事业。60年代初,干福熹建立了军工急需的我国第一代耐辐射光学玻璃系列,用于当时的核爆试验。1962年,在他领导下,中国第一台掺钕玻璃激光器诞生,仅比美国晚了一年。1964年,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他主编了70万字的《光学玻璃》一书,这也是国际上首部全面论述光学玻璃理化特性、品种和工艺的专著。

  辞去职务一心钻研,值!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不少文人的追求,直至今日,仍有不少知识分子以担任行政领导为荣。而在近30年前,干福熹却果断辞去了行政职务,只为继续研究之路。

  文革结束后,干福熹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科学院的副院长,兼任上海光机所所长。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整天都在开会,下班后还有不少人找到家里来谈事情。这样一来,专业研究就没时间了。干福熹好几次都想硬起心肠,把来访者拒之门外,可一想到对方肯定也是鼓足勇气才来敲自家门,他实在下不了狠心。

  唯一的办法,就是辞职。1982年,干福熹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包括副院长和所长在内的一切行政领导职务,并表示今后也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不少同事朋友听闻此事纷纷来劝,干福熹的想法却很实在,现在50多岁,正是业务上有积淀、又能开创新领域的黄金时期,不做研究太可惜!人的精力有限,相比之下,放弃行政职务倒也没啥惋惜,毕竟自己不擅长当领导。

  干福熹的“请辞”,整整两年后才得到上级同意,时任解放日报科技记者李文祺全程报道了此事。多年后的今天,当学术界出现浮躁功利心态和“官本位”文化时,干福熹当年的勇气和决心更显难能可贵。“他是我最钦佩的科学家之一。”李文祺说。

  离开领导岗位后,干福熹开始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当时光电子学正在兴起,干福熹很快把工作转到光电信息领域,研究超长波长红外光纤通信、开创我国数字光盘存储技术。同时,他作为我国首批横跨两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光学和材料学专业的近百名博士生。此外,他还撰写多本光学、光子学和玻璃等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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